论赵德玺小说创作的真实性特征

小说不仅仅是一本有封面、有内容的书，它还是一部特殊的精神空间，一个考察人性的所在。

——（英国作家）尹恩·麦克尤恩

曾经当过农民、临时工、教师的赵德玺于1975年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不平静的夜》刊发于《奔流》1979年第二期，此后陆续在《莽原》、《四川文学》、《青年作家》、《青春》、《当代人》、《长城》、《短篇小说》、《青年文学》、《躬耕》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80余篇，结集出版的有中篇小说集《逃离尴尬》（作家出版社）、《赵德玺小说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悠悠一片云》（大众文艺出版社）和长篇小说《匪种的村庄》（作家出版社）等，产生一定反响的重要作品有《玫瑰之约》、《悠悠一片云》、《鸡啼笔记》，《重返荒屯》、《流觞曲水》、《悠悠一片云》、《整钱的艰难》等等。

在南阳作家群系列中，赵德玺既是名副其实的“老”作家也是创作成果丰硕的“小”作家；论其“老”，是因为赵德玺积四十余年，孜孜不倦、殷殷以求，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感悟，都融入到小说的创作之中；说其“小”，赵德玺的创作又显得单一和纯粹，四十余年，心无旁骛，只执着于小说的创作和探索，其他体裁如散文、诗歌、剧本的创作鲜有涉及。赵德玺的小说创作具有丰厚的生活底蕴和富有质感的语言表达，在文明与愚昧的交汇、粗鄙与雅致的融合、灵魂与肉体的冲撞、美好与丑恶的格斗中，显得别样和另类：这种别样体现为在扎实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上深刻地表现了半世纪来农村生活的状态和困顿，以及在这种困顿生活中人性的美好和丑恶——就其作品的品格而言，超越了对乡村田园牧歌式的想象所构建起的农村生活的漂浮和伪饰，超越了对故乡的“恋情”的絮叨，而是深入到乡村的骨髓，显示出粗糙甚至粗俗般的真实，正如赵德玺在中短篇小说集《悠悠一片云》的自序中一往情深地写道：“写你那块土地，写那块土地上的人物，写他们的命运，写乡土与民俗，写人性与欲望，写生存与抗争，写理想与梦幻，写美好与丑陋，写善良与恶劣，写生命存在的鲜活性，写正义、公正、进步和文明，写时代的变迁，写历史的兴衰变化……我不知道是否完成了文学对我的托付，但我确实努力地让那成为我作品的主调。”应该说，赵德玺业已完成或者说正在完成文学对他的“托付”或者说心灵对他的“托付”。其小说所呈现的真实性特征表现为——

一

别林斯基指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总是以真实性、自然性、正确性、现实性来打动读者，使你在读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但却深刻地相信，里面所叙述或者所表现的一切，真是这样发生，并且不可能按照另外的样子发生。” 所以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赵德玺的小说创作正是具备了这种“真实性”、“自然性”、“现实性”的品格，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赵德玺小说创作中的真实性不仅体现为时代生活风貌的真实表达和乡村生存状态的真诚表现，同时，也表达了社会转型期和市场大潮冲击下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迷茫和挣扎。在他所呈现的两个人物序列中，毫无疑问，最具有真实性、现实性和美学价值的是和他生命息息相关的是农民形象，他们的喜怒哀乐、生存境况、吃喝拉撒、儿女情长等等在他的笔端化作鲜活的人物，显得生动、卑微，极具个性，他的故事充满了“人间烟火”味儿和“五谷杂粮”味儿，甚至充满了粗俗和狂野的泥土味，无论是哪一种“味儿”，都呈现为一种对底层生活的细腻描绘。尽管赵德玺的小说从时间跨度上讲，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到新世纪的十年，前后共半个世纪，但真正具有生活感悟和生命体验的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生活。无论是对人物语言的模拟还是对内在心理的把握、无论是对生活场景的选择和劳动场面的描述，都极具生活的原汁状态。在《红颜色》中，作品写到的一个场景，令读者历历在目：

一个剃光头的半瓶子醋将铁铲刷地插进土堆，嘴里说：“尼姑子头！”

“野驴”一个戴帽妇女破口大骂，猛兽般扑向半瓶子醋.半瓶子醋丢铲撒丫就跑。“截住！”戴帽妇女一声喊，果然上去四五个妇女。半瓶子醋左冲右突，终没逃脱。女人们将他按爬在地，戴帽妇女下令：“吃馍馍！”一个妇女就撕开褂子，掏出肥大得葫芦似的奶子就凑上去，红桑葚似的奶头立刻射出几条细线，射向半瓶子醋的嘴、眼、鼻子、脖子……

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时期“大呼隆”干活时常见的一个场景，在干活前或者干活空隙休息间，妇女们肆无忌惮的用自己的方式“攻击”那些胆敢“骚扰”他们的光身汉，是那一个时期特有的生活场景或者是一种特有的游戏场景和文化场景，这种场景在那个时代呈现在每一个乡村，以相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村庄演绎着同样的事件和场景。这种事件和场景也体现了那个特殊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是融洽的也是粗野的，既是原始的也是放荡的，但绝没有那种淫荡和骚乱，这是赵德玺对乡村文化准确的理解和把握。这种理解和把握是深入到乡村生活的骨髓之后的细腻表达，在中篇小说《弑》的开头，作者描绘了以杀猪卖肉为营生的无种在初夏时节的百无聊赖的心境：

无种坐在肉架旁，悠悠的吸着烟。他等他的主顾。村街上人来人往，可对他的肉架都摆出一副熟视无睹的姿态，无种百无聊赖，就想些旧事。想他三五岁时玩小刀，杀蚂蚁剖蛤蟆；十来岁时玩镰刀，抱只老南瓜，嚓嚓飞快地削，好玩极了，好听极了，也痛快极了；长大后玩大刀，杀猪杀羊杀牛杀狗，宰鸡宰鹅宰兔子……妈妈的，人的命天注定，生就的吃刀口饭，你不吃就不中。

这简直就是一幅街景浮世绘，细致的描绘了一个卖肉的人生心境和状态，在生意冷淡时他开始回忆他的人生历程，这种宿命般的人生感悟，正是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对自己人生和命运最深刻最透彻的领悟和理解，也是对自己人生境况的无可奈何的拯救和沦陷的解释，“人的命，天注定”是他们能够参透的永恒的真理和千古不变的人生真谛。在《悠悠一片云》中，作者以其深厚的生活功底细腻的描绘了一幅乡村生活场景：

一村里锅碗瓢勺响，家家户户都在吃晚饭。

汉子们卖了棉，在城里买了猪头肉，沽了酒。殷勤的主妇们，唯恐怠慢立了功的汉子，当庭置了方桌，将猪头肉切了，将就斟了，汉子则赤脚蹲在椅子上，一手夹肉块，一手捏酒盅，张嘴一块肉，仰脖一喉咙酒，边喝边哼着曲儿。酒尽壶空盘清亮底时，曲儿止了，有主妇端上热腾腾的馍，热腾腾的粥。汉子们就一盘青辣子，津津有味的嚼馍，呼噜噜的喝粥。完了，将筷子往青瓷碗上一架，一手摸烟，一手取火——饭后一根烟，赛上老神仙!汉子们很珍惜这支烟的。

这一段，既形象又生动，更富于层次感，将千家万户的生活场景融为一体，细腻的描绘了乡村夏天旁晚时分的生活画面，男人们的高高在上、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的情景如浮雕般栩栩如生，令人神往！一系列张弛有度的动作的描写更见功底和传神，“蹲”、“夹”、“捏”、“张”、“仰”、“哼”、“就”、“嚼”、“喝”、“架”、“摸”、“取”等动作，模拟得细致入微，更重要的是惟妙惟肖的刻画出一个男人在家中的地位、身份和生活状态的满足感。一个家长在“家”的位置就如同一个帝王在“国”的位置，其乐融融的背后是以男权文化为核心而构成的家庭结构，男人的陶醉、满足和自豪更是对自身价值的认同和肯定。

二

对乡村生活表现最深刻和细腻的是最具赵德玺风格的是两组“笔记体小说”即《鸡啼笔记——乡野传奇》和《蛇年笔记》，前者五篇、后者四篇共九篇，这九篇笔记体小说短小精悍、语简意赅，用白描的手法简单的勾勒了九种不同的人生境况和生存状态，深得古代笔记体小说、《聊斋志异》的结构方式和故事讲述方式的精髓，应该是信手拈来、妙然天成的精品之作。这两组笔记体小说大体上是从两个层面上呈现底层农民的生存状态，即：食、色。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乡村文化中，“饮食男女”不仅是“人之大欲存焉”更重要的是“人之大祸存焉”，尤其是与“性”的相关“事情”是赵德玺小说时刻要表现的“事件”，人生在世，不外乎饮食、男女两件大事。饮食是生活问题，关乎自身生命的生存和延续，民以食为天；男女是性欲问题，关乎着生理的满足和种族繁衍，这两件大事情，不仅是赵德玺小说叙事的原动力，也是表现人物生存状态的核心事件，作为传宗接代的“性”既是合乎自然的必然要求，又是文化层面的禁忌和突围。所以，因为一件生活中细小的事情，就可能隐含着一个事关重大的“性爱”事件，从而导致意想不到的结局；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既是性禁忌的突围又是性文化的禁锢。所以，在《喝水》中，因为喝水这件小事情，使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因为一杯酒的喝与不喝，鼓槌砍下铜锣的头——表面上看是因为一碗水、一杯酒，隐藏在内在的核心问题是当一个男人处于性无能的状态时，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便被悬置起来，成为一个空洞的所指，鼓槌砍下铜锣的头，在一定意义上，是鼓槌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和肯定。而在《羊祸》中，青皮和黑蛋是发小，分别娶了姐妹英和燕，因无聊而易妻，最终导致家破人亡，这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偷情或者是姐夫偷小姨子的故事所能够涵盖的，更深层地表现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的生存迷茫和困境；在《采药》和《灯祸》两部作品中，表现了在传统文化禁锢下性观念的禁忌和冲突，在《采药》中，精粉因乳疾，不得不医治，作为医生的土圣就处于尴尬的境遇，作为医生的天职，不得不为精粉治病，一旦治病，就冒犯了传统的性禁忌，既为世人所不容，也为被医治的精粉所不容、尤其是为精粉的丈夫薛白所不容，最终，土圣被薛白掀翻于悬崖之下，就不仅仅只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恩将仇报的老套故事，而是深刻的表现出以男权文化为核心所构成的男人对女人的独占欲和霸占欲。《灯祸》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件小事情，表现了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观念的冲突和解构，铁头、香草本是恩爱夫妻，育有一子一女，生活其乐融融，只是铁头进城打工，给香草带回来了代表现代生活元素的各种日常用品：牙膏、牙刷、香胰子、洗发精、花露和乳罩、裙子、露肉衫等等，这激起了香草的极大愤怒和正义感，认为是铁头“净想坏事”的凭证，将前者扔入粪坑，将后者全部绞碎，“铁头愤然离去，仨月不归”，这种观念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是“做那事”时要不要“点灯”，铁头认为：点灯了就是城里人，而香草认为是点灯了是牲口，城里人自然是高于乡里人的人上人，牲口自然是低于乡里人的动物；这种观念的冲突正是大时代下的小悲剧，是对转型期生活在底层人们的文化、心理痼疾的冲击和涤荡，作品最后写道：

（第二天），田寡妇（香草妈）大骂铁头是牲口。铁头一怒，离去，半年不归。忽一日，传来消息，说铁头被抓。香草即去探监。铁头见香草，说：“你回吧！想做的，我都做了；该开眼的，我都开了。我不后悔。这辈子没白活。现在我想，跟着你才算白活了。我不出去就罢，出去也不要你了。”

这里，没有对和错的问题，既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也不是一个意义判断，是一种生存观念和状态的需求和分歧，铁头要寻求的是不同于几千年来正统文化观念所要求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使他觉得“开眼”和“没白活”，对“女人”的离弃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文学作品中时常被表现为对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背离（如贾平凹的作品《腊月·正月》——改编成电影叫《鸡窝洼的人家》），铁头的选择未必正确（即不是一个价值判断），香草的固执也未必值得称道（即不是一个意义判断），他们的选择和坚持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二者的冲突和铁头的义无反顾的“不要你”正是“大时代下的小悲剧”（戴锦华评价第四代导演语），这种“小悲剧”预示着一个传统社会和文化观念的解构和新时代的到来。

笔记体小说所构建起的故事结构和文化表现如下

从上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德玺小说中，对于底层生活的描绘和关注建立在最原始最本能的“性事”基础上，“性事”的满足与否，其实在赵德玺的小说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此为起点而呈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观念，在这一系列笔记体小说中，《永常》是个例外，永常为了“食欲”，而义无反顾、大义凛然的摒弃了“性欲”，并非永常性无能，而是“从15岁到20岁这5年间没尝过白面馍馍，更没有喝过一口葱花麻油白面面条。”五爷之所以能够吃到“那么美气的面条子”，就是因为“五雷爷有个能置钱的外甥”，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五爷没有女人——“要是他有女人，有一推孩子，他还能吃吗？”永常为了能够“喝过一口葱花麻油白面面条”，给五爷下跪，并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幸福最有意义的一个晚上”；并发誓：“今生决不要女人”；所以，拒绝相亲，甚至被父亲捆绑成亲，新婚之夜逃跑等等，导致新娘寻了短见——这篇作品，将“食欲”、“性欲”作为一对矛盾体而呈现，而不是作为人的本性的统一体来表现的，使得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时代和个人的生存境况就显得意味深长，一个不能够满足个体“食，性”本能的时代和社会，一定是一个必须鞭挞和批判的黑暗的时代和社会——所以，五爷满足了“食欲”，却不能满足“性欲”，永常是为了满足“食欲”，主动放弃了“性欲”，而最终为这个黑暗的时代“买单”的并付出生命代价的却是女人，社会的荒谬性正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荒诞性，这正是赵德玺作品的深刻和独到之处。

三

如果说上述作品侧重于从文化禁锢和心理痼疾的层面剖析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个体生存和“性事”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此后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中，则表现了在社会转型期金钱与个体生存的关系，当市场大潮汹涌而来，携裹着的不仅只是文化观念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生存方式的转变。没有了文化观念禁锢的沉重和无奈，却是在金钱利益统领下的性爱观念的崩溃和沉沦！在短篇小说《冬籁》中，狗子为了保住“喂得一脚能踩出油来”的15亩田，只得将自己的“女人”送给组长丁顺“一次”；但这绝不表明因为狗子热爱土地所以牺牲女人、或者是狗子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即所谓的“土地情结”（如周同宾的系列散文所表达的），狗子仅仅只是看重15亩土地背后的经济价值和生活依据，如果狗子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他会义无反顾的背弃土地，走向金钱——因为：“狗子有三个老虎娃子，……一个娃子四间房，得三万块票子呢，还有媳妇哩，娶上三个媳妇，按现在的行市，少说也得两万。5万块！”这就是狗子面临的现实生活，他对土地是没有感情的，甚至是恨土地的，他之所以要以自己的“女人”换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土地，只是因为丁顺有权将那15亩地“置换”给别人，仅仅因为那15亩地在他的精心“呵护”下，“一亩得长出三千多块票子来”。赵德玺以此同那些将土地作为养育自己的“大地母亲”意象的传统作家区别开来，剥离了赋予土地身上的浪漫情怀和温情意象，显示出土地本所具有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更直接的呈现为实际的“性事”交换（这里要说明的是：是“性事”而不是“性爱”，因为“性爱”还有爱的成分，这里只有嫉妒的占有和经济利害）。作品更深刻的呈现是作者用冷静的语句叙述狗子和女人商议这件事情的过程：狗子在周密、细致中透着怯弱和无奈，女人在冷静、理智中显得豁达和悲凉：

女人迫不及待：“求我咋？”

狗子鼓气：“求你跟他一次，只一次……”

女人倒显得十分镇静了：“你应了吗？”

狗子语塞。

女人追问：“你应了吗？”

狗子终于说：“我只答应吸一根烟工夫……不知，不知你乐意不乐意……”

女人说：“我生过三个娃的女人，有啥个怕的，只要能保住咱的地……”

狗子深深缓了一口气。狗子说：“我权衡过，地关紧，是大事……”

在这里，完全没有了性忌讳、禁忌和文化赋予的羞耻感，夫妻之间对待“性”的态度变得如此淡定和理智，他们要讨论的不是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而是“做”的时间的长短、次数的多少；作者把这场“性交易”写得充满着一种悲壮的崇高感和严肃的仪式感，似乎在完成一件庄重而神圣的使命，于是在作品结尾处，作者不无揶揄的写道：

于是，狗子痛痛快快的刷锅碗，女人痛痛快快找口罩。他们要赶着没电的黑暗，共同去完成一项任务，去导演一幕活剧……

“地关紧，是大事……”土地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女人的“贞节观”，无论狗子怎样掩饰这件事情的“无耻性”，我们都会明白，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用自己的女人换回能够“长钱”的属于自己的土地，这就是新时代下乡村生存状况的悲喜剧。

这种悲喜剧以不同的方式在乡村生活中不停地演绎着，令我们感受到生活在底层的草根民众生活的脆弱和自尊的卑微。在短篇小说《悠悠一片云》中，作者选取了夏天傍晚乡村晚饭前后的一个生活片段，撷取生活中的一个小场景，这个“生活片段”如同飘过故乡天空的“一片云”，随风飘来，转瞬即逝，赵德玺就抓住了这片“云”，深入剖析，娓娓道来，折射出其乐融融的乡村生活的背后所隐藏的艰辛、残酷、狡诈和无奈。

“朵儿初中毕业，是村里最漂亮的媳妇，朵儿贤惠温顺，能里能外，会说会笑。笑起来，声声勾人魂魄；说起来，句句打动人心。”

这样一个漂亮贤惠的媳妇却嫁给了一个书呆子多多，不得不和男人们一起去卖棉花，作品巧妙的把朵儿和棉花站那个背锅子老头儿的关系推到整个故事的背后，集中地体现出因这个“性交易”给村民们带来丰厚收入之后的人心世态，妇女们一方面因为有了朵儿使她们家的棉花卖上高价钱而感谢朵儿，一方面又因为“一村男人都喜欢朵儿”而“妒忌死了朵儿”，也就是在这种尴尬生存境遇中，朵儿陷入困境，狗剩善良的劝说使得朵儿不愿意再以姿色为筹码去弄虚作假，二旦却以此为要挟，迫使朵儿不得不去做，于是朵儿的下跪、求和和继续合伙，显示出朵儿的无奈和悲哀。这篇短篇小说深得鲁迅小说《风波》的余韵，用白描和对话的方式，三言两语就刻画出人物形象，深见功力。事实上，“悠悠一片云”就是发生在乡村民间的一场小小的“风波”，朵儿就是那片洁白而漂浮的“云”，来无踪去无影，朵儿的一跪，掩盖了将一场“风波”引爆为一场“风暴”的可能性，同时也淹没了朵儿的人生价值和尊严。千千万万的“朵儿们”就这样默默无闻的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用他们的尊严维护着卑微的生存状态，却又不得不牺牲着自己仅有的一点尊严——赵德玺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他们或她们究竟是怎样的生活着？

这种生存状态表现的既犀利又深刻、既悲凉又无奈的当属《我被开除了庄籍》，这是一幅哈哈镜下的众生相，金钱（即汇款单）是一个放大镜又是一个照妖镜，把每一个生活在“羊粪庄”的老少爷们的嘴脸漫画似的“照亮”了，让我们看到在大的社会转型期“金钱”的魔力和人性的丑陋，作者用冷幽默和调侃的笔调叙述了一家人被“开除了庄籍”的过程，透视了传统文化、生存状态对人格的扭曲和人性的自私、狭隘、嫉恨，作者的剖析和嘲讽又带有鲁迅似的悲凉感，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杨四木面临的具体过程也许不具有普遍性，但杨四木面临的生存困境和遭遇到的精神围剿却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杨四木本是“羊粪庄”的一名普通农民，因为金钱的关系使其命运变得跌宕起伏：计划生育超生使其变得一贫如洗，交不起孩子的学杂费，掏不起父亲的医疗费，送不起支书的随礼费，等等，在村中，因为没钱，他卑微的生活着，毫无尊严的生存着；在他年关都无法度过的关键时候，因为辍学的大女儿从南方寄回来了一张汇款单（4000元），从而使全家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因为有钱，杨四木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全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杨四木成了村里的首富，两个女儿考上了大学，儿子考上了重点高中，全家人住上了小洋楼，杨四木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因为太有钱，杨四木成了全村人的另类和叛徒，因为村里人对其女儿在南方的工作“性质”产生了严重的质疑：一个女孩子凭什么挣那么多的钱，一定是做了“鸡”，这一个想当然认定的结论极大的鼓舞全村人民的斗志，他们义愤填膺的为捍卫“羊粪庄”的纯洁性和祖宗的神圣性而斗志昂扬，小说中写道：

消息传到我和我老婆耳里的时候，羊粪庄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沸沸扬扬之后，是连根家族的共同愤怒：

杨四木个王八蛋，丢我祖宗八辈的人了！

杨四木，脓包蛋，吃“鸡”饭，不要脸！

断他狗日财路，杀“鸡”祭祖！

这种正义感与其说是来自于对“鸡”的愤怒，不如说是对杨四木拥有经济实力的嫉恨和仇视，是人性深处阴暗和自私的流露和宣泄；一本正经的一份“告示”显得滑稽和荒谬，从而将杨四木“开除了庄籍”，使杨四木的生活陷入困境，生存沦为绝境。杨四木再次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力；一个似有似无的判断也将一家人置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就是金钱的魔力和蛊惑力，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性”的想象性的禁忌和捍卫上，既有文化上的痼疾也又人心的险恶，什么邻里相处的乡情，什么血肉相连的亲情，都显得那么虚伪苍白和道貌岸然！作品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全家人无法改变周围的世界，他们选择了“自我放逐”，女儿逃亡到香港，儿子也要“好好读书，远走高飞”——但作品的悬念还是留给了读者——大女儿彩云真的是“鸡”吗？！其实谁都不知道，其实我们也无需知道！彩云在这里仅仅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缺席的在场者”，其金钱来源的模糊性和不可判断性正好投射出“父老乡亲”的愚昧和无耻、狭隘和卑鄙，这种意识与其说是农民意识所特有的，倒不如说是民族劣根性的一种体现。

短篇小说所构建起的故事结构和文化表现如下

从以上的结构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赵德玺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中，性同权力、利益和金钱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起，不再仅仅体现为一种性与文化的认可与否，而恰恰是对文化认可下的性事的否定和解构，使性脱离文化的羁绊，成为一种利益的交换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德玺的小说中，尽管毫无例外的把性事的描写或多或少地置于每一篇作品中，但很少有赤裸裸的性事过程的描绘和展示，只是将其作为叙事的动力以其更好的表现生活中的真实感。

正如李银河在评价王小波的小说中的性描写时所说的：“王小波的性描写非常单纯，它是通过性来描写自由，表现对人性禁锢的反抗。”（《都市女报》2012.4.3）赵德玺的小说同样具有如此的效力，其作品中的“性”的描写既不是引人炫目的噱头，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应景，而是整个作品构成的一部分，是非常单纯和真诚的，通过“性”的描写，表现了生活的真实和质感，也通过“性”的描写，揭示了农村生存的状态和困境，更重要的是，通过“父老乡亲”们对待“性”的态度和行为，剖析了人性中美好与卑劣、崇高和丑恶、自私和狭隘，揭示和批判了在传统文化和权力金钱羁绊下的民族劣根性，从而不仅达到了生活本身的真实也超越了生活本身的真实达到了历史的真实。